病毒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像文本的阐释

德里达认为：“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是摧毁流通(communication)的寄生物，同时也是把无序引入流通的寄生物。即使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病毒同样具有这种属性，它干扰了流通种类的机理，也干扰了这一类的符码与解码。另一方面，病毒既非活体也非非活体，病毒也不是一种微生物。”[1]病毒从生物学上来说干扰了细胞的常态平衡，同时促使细胞生产更多的病毒。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自身的再生产而要去控制身体的机能系统，要取代身体中原有的基体。这种特征如果作为语言，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病毒对流通的干扰，病毒具有对书写、铭刻以及铭刻中的符码与解码的干扰性也呈现了这种病毒寄生物的非死非生的特征，从而使得写作一旦开始，便拥有了一个基体。因此，病毒与语言一样，干扰着符码与解码，同时产生新的语义，病毒在现象学与语义学上具有自身的句法、符码与阐释。

病毒的语义及其他者性

在影片《病毒抗体》末尾，年轻漂亮的明星汉娜的身体已被转化为一组组姿态各异的支架上的肉，与塔瑟公司的解说相辅相成，图文并茂。塔瑟向客户讲解，对病毒来说，人类是落伍的生物，系统若要起作用，那些皮肤细胞、神经细胞以及不同的细胞就有相应的疾病。然而在塔瑟公司的往生容器中，汉娜身体所在的这个系统将是永生的，不再被疾病所困扰。塔瑟特别指出，在容器中并不是单纯提取汉娜身体而产生的细胞肉排之类的东西，而是原始机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从原始基体培养而来的。与此同时，在作为往生产品线上的产品卖出之前，公司将会把最新的病毒载入系统，去感染汉娜的机体。这里，与之前诸如注射器、新型仪器、眼睛、皮肤等占据整个屏幕的特写一样，汉娜的机体肉排占据整个屏幕，呈现肉的物质性与物性，也呈现了病毒的物质性与物性。另一方面，塔瑟公司用病毒感染成肉机体的汉娜身体无限循环地去向全世界兜售名人病毒与身体机体，显然，这里的病毒已进入德里达所论的流通世界，只不过这里的流通是资本、明星消费、恋物、文化变异等关于社会文化上的流通，病毒在这里干扰的符码、解码与这些社会文化上流通的机体有关，病毒在《病毒抗体》的流通世界中，还原社会文化层面上流通的病毒语言之际，与此同时，病毒不停地增值繁殖，取代身体中原有的机体，从而呈现了《病毒抗体》中人类进入消费社会后，在思想上、文化上、心理精神上的病毒变异过程，消费社会的真相显然就是一种病毒的繁殖、增值、变异与取代的过程。

无法肉眼察觉的病毒，一方面以生物学语言干扰身体细胞，另一方面如果进入拉康精神分析语言体系，那么病毒使得个体发生不断变异，其具身化以无形非形隐形存在，在感染时刻以我们成为自身的他者为表征，作为存在的我们，他/她的物质性向我们表明我们并非语言与存在之主，而只是受制于语言，只是语言与象征界之主体。对于进入象征界的病毒来说，以消费社会为例，消费社会的象征界语言是消费流通中病毒的繁殖、增值、变异与取代的过程，由此，基于拉康的语言符号说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表象的呈现方式，那么象征界的语言被病毒所干扰，或者甚至被替代与置换。延伸到社群(主体)层面，病毒充当了他者能指，但基于病毒的无形存在，其危险性并未被主体所直接意识到，同时它在主体的内在逻辑中又扮演着重要角色，病毒的危险显然超越了生物感染。与此同时，病毒侵入、植入身体又与身体分离，这使得病毒通过认同他者自我的过程中诱发了对自身本体干扰的可能性。在克里斯蒂瓦的《恐惧的力量》中，她以卑贱(abject)作为基体去干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瓦在论及主体、客体、卑贱三者关系时认为，生命若想生存下去，那么身体必须与体液(比如汗液之类)，污秽(比如粪便)共存。“我作为一个生命存在者是处在边界(border)状态，我的身体作为活物从这边界上脱离自身…… 如果粪便意指边界的另一边，而我又不在那边，那么尸体这个最令人恶心的垃圾就是一个侵占所有事物的边界。这时不再是我排斥他者，而是我被排斥。边界成为一个客体。”[2]这里的污秽、排泄物、尸体等诸如此类的物质处在生命生存下的另一边，在心理地形空间上作为他者存在。

病毒与人的关系可以从卑贱上来阐释，作为卑贱的病毒与病毒的卑贱性是互为表述的，病毒与卑贱对人与世界来说具有本质上相似的功能。病毒对人类来说无疑是卑贱他者，作为卑贱的病毒，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在思考自身时无法排除病毒，无论自身发生任何变化，病毒一直与人类身体共存；而从形而上学来说，如果没对病毒的卑贱性的理解，那么病毒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需要被击败的、被消灭的客体。纯然作为他者客体对象的病毒无法检验其内在特质，这意味着关于病毒的叙事无论以现实中的事件呈现，还是以荧幕文本来表征，其叙事仍然停留在主客二分状态，一个病毒被消灭了，下一个病毒仍然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对社群来说就是外部威胁，在病毒进入社群之后，就形成新的群体结构，无感染群体VS感染群体。涉及到病毒范畴，对病毒感染与免疫的关系处理也就转到内外关系，外部(诸如病毒感染之类)对于个体内部幻觉造成一种危险。从个体来说，病毒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现象学的理解与体验，同时，在对感染的他者的感官化叙事的方式，媒介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视点与态度，比如不同时代，影像对感染者身体的不同视点的刻画，或者不同类别的影像(纪录片、剧情片等)对病毒和病毒感染者的具体的叙事情况呈现出各自的差异性。病毒概念并非单纯地关联感染与未感染、外在传染危险与内在健康和压制二元之分，病毒的流动性、传染性、跨越性、渗透性等都建立在病毒穿越一切屏障，且以无形存在，病毒自身具有模糊性和多介概念。因此，可以认为，病毒在作为他者的同时，也是通过病毒感染与否来确立新的身份认同。总之，病毒以卑贱美学介入叙事结构中，他者是病毒的实体存在，病毒、卑贱、他者三者可以互为置换，构成象征界自我主体建构过程中的断裂层，以及形成主体必要条件中的他者符号，或者是进入象征界之前的边界客体，是生命机体，与生命共存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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